风从海上来 - 章明

“中国在多次社会主义改造中将地主阶级消灭了，但古典教育和文化传承往往都在这些地主阶层中发生，对阶层的切割其实也是对文化的切割。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会经历类似于中国这样大规模的城镇化发展的进程，很可惜发展采用了简单粗暴的模式。”

　　章明 博士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建筑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系副主任

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原作设计工作室主持建筑师、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

曾入选“上海市十大杰出青年建筑师”，获首届上海青年建筑师新秀奖银奖。近几年分获第七届中国建筑学会青年建筑师奖(中国青年建筑师最高荣誉奖)和第二届全球华人青年建筑师奖(World Young Chinese Architects Award 2009)。作为杰出建筑师入选《1949~2009新中国新建筑六十年60人》。

生活在上海的章明教授，于上海政府承办世博会期间，改造了多处城市工业建筑，对这座城市有着绵延的感情。他的作品包括2010上海世博会城市未来馆、世博和谐塔、同济规划大厦、上海嘉定司法中心、上海会馆史陈列馆、上海青浦建交委办公楼和新天地49号楼等。

城市问题的漩涡

读书时代的章明，通过安藤忠雄提供的国内高校优秀学生奖学金获得了在日本学习的机会。毕业后，他奔赴法国巴黎作为中国国家大剧院设计者安德鲁的助手，彼岸求学一年有余。昔日的学子已成长为上海设计界和学术界并不多见的多产型建筑师。但章明在作为建筑师的同时，也希望从社会全景视角看到历史暗处的真实困境。他将问题归结为中国人的传统性特征。“传统文化中，中国人往往擅长一种观念的表达，但是缺乏面对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策略，表达隐晦而策略不明确。”

“中国城镇化中的问题也属于此类。大量的城市问题是房地产开发商和政府“合谋”造成的。城市像摊大饼一样越摊越大，而开发商的开发无序又缺少组织管理。政府曾经想通过卫星城的设计分配社会产业，但通过资金和土地的互动获得短期收益导致政府并没有真正实现城市长远的目标。城市还在继续“摊”饼，由此带来各种社会问题，例如城市尺度和秩序等一系列的课题。

“经济触动产生的利益分配是根本原因。政府受到利益控制，实现了满足部分利益的决策。”虽然有学者认为这一现状属于阶段性问题，由于中国城镇化发展开始于改革开放后，人们愿意相信这是在极短时间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并寄希望于未来阶段逐渐完善的建设思路，但城市建设本身却具有路径依赖的特点和不可逆性。章明坦诚“这个代价太大”。“城市特色的丧失和人居环境的失衡，一些城市出现了不适合人居住的环境和状态。”在章明看来，上海一些存在有上百年历史的中心城区成为了城市中最有活力的地区，而建设量巨大的新建社区本应更有活力，却因为城市个性和特色的丧失而失去了新机会。

上海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00年前，在1840年鸦片战争后，上海开始作为国际性城市走入历史新篇章。在上世纪20年代，上海就已经被列入世界五大城市之一，其他城市分别为纽约、伦敦、柏林和芝加哥。由于半殖民地历史的更迭，上海在民国时期就开始了各种文化的杂糅和沉淀，从而记载下各种租界和建筑风格混合的地理风貌。每一个人都会因为在不同时空的境遇差异而有所不同，城市也如此，具有不同于其他城市的历史使上海拥有迥异的文脉。但在近年的开发中，上海正在慢慢失去特色。

不仅如此，其他城市也在遭遇千城一面的困局。“有位建筑师朋友说上世纪80年代的杭州可以与巴黎媲美，但是现在杭州的特色已经丧失了。”作为南宋首府的杭州在南宋时期人口已经突破100万，并形成城市中心商业区和专业商业区的不同建置，体现出封建社会后期城市规划的特征。然而随着经济利益的驱动和政府土地财政的掠夺式开发，杭州城已部分失去了其宝贵的历史信息，在未来的某一时刻，我们是否可以平和的基于这段城市际遇研究城市历史?

在这段距今很近的历史阶段中，急于反思的人，也包括建筑师。建筑和规划的发展反映着社会的发展，但是建筑师并不是社会问题的唯一承担者。近年开始兴起的拆文化是当代艺术家的话题和创作动机，甚至欧洲时装秀上也会关注于此。“不管这是一种嘲讽，还是一次严肃的思考，‘拆’字在中国大行其道。”章明认为任何城市都是延绵的过程，人们只能在城市上建造城市。城市的脉络类似于一张底片叠加在另一张底片上的重叠和并置，影像并没有被破坏。“我们就是粗暴地以摧古拉朽的方式在30年里建设了那么多新城市，每座城市都是一个新城代替另一个旧城，城市脉络不见了。”

如果将问题归结于改革开放后急切发展的需求，那似乎一切问题都值得被原谅。“我们为了解决城镇化问题，急切地复制城市建设的途径。但我会问，城镇化是否只有这一种解决模式?中国的文化传承一直被通过各种方式主观地或被动地侵蚀着，城市脉络被简单粗暴地覆盖，城镇化进程并不需要这样的城市。

中国在很早之前就已经对“和”与“同”作了区分。孔子曾云：“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而在《国语·郑语》中也记载有“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观点。和的含义本身即是在认同彼此差异的基础上提出，这一文字本身反映的和谐社会的理念并未在现实中实现，同样，和谐社会理念本身也就难以为继。

“‘文革’中文化传承断裂，价值观也随之演变。在自身文化积淀被切断后，大量外国文化被引入，身份认同的丧失让设计也逐渐跟随而失去中国文化的客观性。”由此，社会问题带来的是建筑业的文化崎岖。理论部分地成为建筑师的桃花源，而真实的建筑环境却难以承载新兴的作品创新。“中国建筑业的现代作品，一种是大量平庸、熟悉的建筑，另一种是应激的怪诞与陌生。以致我们会问，这个建筑属于这座城市吗?或者在这两种状态之间。建筑师更多地将这种状态变为一种日程状态，发展和存在的缺陷被当成习以为常。习惯并不代表不存在。很痛心也很值得反思。”章明以冷静平和的心态关注建筑师的生存环境，并不将创作看做社会全面进步的积极投射，而试图从全局把握建筑业生态环境，虽然建筑业的职业制度已运营许久，但土壤依然难谈肥沃。“社会基础和社会机制让人无奈，业主成为决定作品好坏的关键，群众基础太差，社会基础薄弱，建筑师不容易被社会土壤培育。”

改变

“值得欣喜的是，上海最近几年已经好很多，政府出台很多政策，包括历史建筑挂牌，建立风貌保护区等，以保持原有的肌理和秩序。这是一个积极的态度。”章明不再担忧于建筑之外的社会问题如何被通过建筑创作解决，而是逐渐在专业领域发挥其作用。虽然这一转变是以过往岁月中载体的流失为代价的，但其中累累艰辛也伴着章明的呼吁和写作而想见。

“我们要把旧城区的建筑进行分级，我们的行为本身就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代人做的东西在更长的历史流程中来看，还是要适应现代人的需要，将新的生活纳入其中。”

本着这一基本原则，章明在这一阶段进行了多处上海的空间改造工程。“大量建筑存在一个问题，在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建筑结构和体量没有到期，根据价值体系，这一建筑依然可以保留使用。我们运用一个方式就是改造，这对城市的风貌是有价值和好处的。我们要对旧建筑进行评估，这一价值评估体系包括六个方面。从功能技术价值角度看，建造技术本身存在合理性和先进性，能够体现某一个时期的结构特征予以保留。从生态价值看，在物质层面上对城市有价值的保留。从艺术审美价值看，某些局部有留存意义的要尊重。从社会情感价值看，建筑本身是某一些人情感寄托的载体。从文化价值和文化传承的意义看，把文化中的价值充分挖掘最有必要。”

如何将这一价值评估体系落实为具体的改造方略，使旧建筑获得活力而实现城市再生?章明提出了改造的三种模式。一是历史性和保护性的模式，在文化价值方面很有保护意义的建筑需要通过完整再现的手段和技术修复。二是批判性改造，假如建筑社会情感价值和文化价值意义微茫，但使用寿命还在，可以通过简单加固、界面和立面环境的梳理，使旧建筑焕发新的生命，这一方法最为彻底，原则是重新焕发新的生命即可，但是没有任何情感价值的建筑很少。三是再生性改造，也是目前最为普遍的改造模式，针对存在着一定的文化价值但功能不符合社会和环境需求的建筑，通过改造使其继续承载其文化意义，建筑通过功能重组，空间重构，特征性元素留存，使其得以再生。

这三种模式对原建筑的尊重度不同，设计的动作力度不同，改造力度也不同，“通过各种价值要素，我们有权重新作出判断。”章明谈到，“中国的改造建筑刚刚起步，以这样一个评估体系结合专门委员会机制，大量的批判性改造和再生性改造与新建的流程是一样的。”

上海市借由世博会快速果断地解决了城市核心区块的城市功能转型问题。而城市未来馆的二次改造也成为这一项目设计者章明的新任务。政府以和谐姿态打造的上海当代艺术中心概念尚属全国首次，也意在表明上海市政府开放的态度。而这一项目正是章明在建筑改造理论中所提出的再生性改造的一例。

“上海世博会场馆后续利用的问题一直受到关注，我们意在将上海世博会建筑群打造为符合上海设计之都定位的上海文化创意区，城市未来馆是最靠近黄浦江的位置，与城市实践区的定位是匹配的。”在空间利用方面，由于电厂的建筑特点是三跨体量结构，其中两跨营造艺术空间相对容易，章明在其中设计了大量适应当代艺术的多种形式空间。虽然这一电厂厂房历史寡淡，但如何让简单的工业建筑空间变成有艺术感的空间是章明在此次设计中面对的课题。他以节制和准确的判断在形制、比例、特征元素上未作质性改造，但在整体性色彩局部造型和内部空间上却加以艺术处理，“我们希望空间也成为艺术展示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体现开放性上，章明将整个低跨屋架换为可以登载的城市阳台，市民可以在24米高的屋顶上与黄浦江互动。这一设计已在实施中，未来会成为城市新兴公共空间的一处场所，在当代艺术的叛逆青春中酝酿一次次新的文化活动。

“今天的建筑师应传承语境下的创新，不是模仿建筑，而是分析出传统建筑的特征和特点，演绎成为一个新的建筑。中国建筑师正在这样努力着。建筑师要保持一定的先锋性。”这是章明在未来会尤其关注的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