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人民做设计 - 邵红升

邵红升，中国建筑上海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建筑创作部副主任、高级建筑师 曾就读于上海同济大学，德国包豪斯大学。

2007年在上海成立标恒设计；2008年受聘于中国建筑上海设计研究院建筑创作部，担任副主任、高级建筑师；2010年旅居德国魏玛，成立工作室并在多所国内大学任教。

邵红升

按照约定的时间，我们与邵红升老师见面。他的热情让我们的初次谈话变得很融洽。在整个采访过程中，他有问必答，谈笑风生，山东人的谦逊仁厚被表现得淋漓尽致。两个小时的对话过程中，旅居德国设计师对待工作和生活惯有的严谨态度也表露无遗。

曾经的绘画小子

“如果我不进入建筑界搞建筑设计，可能得遗憾一辈子!”

读高中时作为理科生的邵红升非常喜欢绘画，那时候班级的黑板报都是由他来创作。老师建议他考美术学院，但由于当时高考政策的限制，本着对绘画的热爱他只能毅然“弃理从文”，选择文科，重新读了三年高中，并最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山东工艺美术学院。毕业后的邵红升做了10年室内设计，作品无数，但他时常会觉得自己做的设计并不是内心深处想要追求的。十年里，他从来没有做过娱乐空间，对这个方面也没有任何的感觉，但是对办公楼却情有独钟，空间感也特别强，这方面的兴趣似乎是与生俱来的。而且，平常虽然做的是室内设计，但是邵红升所读的书、接触的事物都是建筑设计。他说，“我的思维是艺术类的思维，但是骨子里却透漏着严谨的理性，是个明显的结合体。”正因如此，工作十年后的邵红升报考了同济大学的研究生。回想自己当年报考的初衷，他激动地说，“如果我不进入建筑界搞建筑设计，可能得遗憾一辈子!”

为人民做设计

“可是到包豪斯之后，我的理想又不一样了：我要为人民做设计!”

为了理想，他克服了种种困难来到同济大学。没想到的是，在同济一待就是四年，先后读了景观设计和建筑设计的研究生。而且，这四年没有做过任何工作，完全就是全职的在学校学习、上课。

基于同济大学和德国包豪斯的渊源特别深，校园内现代主义的建筑特别多，最早的一批老师也都是从包豪斯留学回来的，授课的内容和观念也涉及到包豪斯的现代主义，走在设计行业的前列。

邵红升在同济大学读书期间也深受包豪斯设计大师们的影响。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还跟同济大学的老师去包豪斯考察。在亲身感受到现代设计学院的风采后，他的认知目标又转变了。对于这次目标的转变，他很实在地说，“原来的时候只是狭隘地认为自己要做个建筑师，因为当时觉得建筑师要比室内设计师挣钱多，画图少。而且做个建筑师也是我自己想干的一种职业，也是为了完成自我的一种状态，是自我的一种理想。可是到包豪斯之后，我的理想又不一样了：我要为人民做设计!”

设计者的胸怀

听着，听着，邵红升听得情不自禁地流泪了……

那句“我要为人民做设计”并不是邵红升一时兴起而脱口说出的，背后确也有着不为人知的心路历程。有一次，在柏林同行的人员都去购物了，邵红升一个人去了在隐秘在城市深处的包豪斯博物馆。在那里，他一个人静静地看着大师们的作品，带着耳机仔细聆听他们设计背后的故事。听着，听着，邵红升听得情不自禁地流泪了，设计大师们的生平和胸怀人民大众的设计情感不断地“拷打”着他的内心。看完展览后，他觉得自己工作的十多年都是白白浪费了，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内心深处的激情在一瞬间被点燃。回国以后，邵红升下定决心必须要到包豪斯去上学，并且要沿着包豪斯大师们胸怀人民的情节去做设计。

　不要让理念变得空泛

也可能，这样的设计一年也用不上几次，但是做设计的考虑是基于对人的服务，让残疾障碍人士也享受到设计带来的方便，这就是“以人为本”。

邵红升说，他一直把包豪斯的设计大师作为自己的榜样，坚持着想要成为大师的梦想，秉承着“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怀揣着一种责任感。

当我们问及这个被很多人喊成口号的“以人为本”在设计中如何实现的时候，邵红升给我们举了一个具体案例。他说，在德国即使是人口仅有几万人的小城镇，凡是有台阶的地方都会在楼梯边上安装一个轨道——类似于折叠的小电梯的装置，在自动按钮的控制下可以很方便地让残障人士通过。而国内却很少能看到这样的情况，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设计对人的尊重不够。也可能，这样的设计一年也用不上几次，但是做设计的考虑是基于对人的服务，让残疾障碍人士也享受到设计带来的方便，这就是“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的设计和商业化的操作模式并不矛盾，实操中要把问题考虑得更细致一点，要踏踏实实地做设计，考虑到自己的设计所面对的人。像在设计镇江一个连锁餐厅的项目时，邵红升跟业主沟通后，确认从用餐者的角度出发，把两者的需求相结合，而不是一味地去迎合业主的要求。正是这样，他能提出更好的想法，让最终的设计成果得到了更大的升华，得到了业主和消费者的认可。